映象新闻

相对于非立宪主义的国家来说，立宪主义国家的成立，可算是一种道德上的善，亦即是说，立宪主义国家的创建是值得争取的，从非立宪主义国家到立宪主义国家的过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

从实践看，自17世纪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是共存的国际法为国际法主流的时代。与国家宪法相似，人性尊严同样是国际法宪政的基本规范(Grundnorm)。

实际上，在冷战后包括近年来的反恐、低碳时代，全球治理使主权国家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处境之中：一方面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另一方面却在经历着一个权力逐渐分散和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合作的国际法确认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人格，主要适用于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之间的法律关系。但是，延绵至今的威斯特伐利体系并没有解决国际法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的主流逻辑是不关注国家、主权及其国际法的正当性，而以主权论证国际法体系的合法性，并反之以国际法论证国家及其主权的有效性。第五，国家的基本权利不具有与个人基本权利相似的先宪法性质。国际法的宪政，是逐渐有差别的和有等级的国际法的简称，是政治统一体的象征，旨在加强国家之间的法律联系，并建构国际共同体的组织结构[42]853－909。

二、宪政的国际法：概念构成1964年，德裔美国国际法学者沃尔夫刚•弗雷德曼(Wolfgang Friedman)在《变动中的国际法结构》中提出，国际法的结构一般经历了从共存(co－existence)到合作(co－operation)、再到共同体(community)的发展。四、当代国际法的宪政转向传统国际法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依据，而这正是近年来全球宪政以及国际法宪政命题的一种主要针对问题。但是，领导人的权威一方面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基于其自身道德、素养、能力而产生的，尤其是依照宪法和法律进行科学、民主决策而产生的。

推崇宪法权威还是推崇个人权威，决定了法治与人治的不同道路选择。比如我们在国家机构方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制度，但在权利保障上制度的有效性显然不足。这就要求：（1）宪法应当得到直接适用，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另外，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监督法对法律冲突的解决机制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为宪法的直接适用提供了规范依据。

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既要依宪执政，又要依法执政，二者互为表里，都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宪法权威与社会共识宪法具有至上的权威性，它不仅体现在宪法同法律相比时所具有的根本法、最高法效力，更为重要的是，宪法权威同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制度权威以及道德等其他权威相比，具有确定性、统一性的支配力。

建设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国家机关都依据宪法授予的职权履行自己的职责。因此，为了维护宪法权威，必须充分地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完善控制法律、法规的规范体系，及时预防与解决违宪现象。违宪审查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纠正违宪的法律，强化合法性的宪法基础。个人权威是一种人治式的权威，它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

有宪法不等于它就有权威。相对于人治的传统治理方式，制度之治具有进步性，它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人治模式下的随意性、任意性和不可预测性，提高了公权力行为的规范程度。2002年，胡锦涛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由于宪法赋予法院审判权，依照法律独立行使审判权中自然包含着法院要遵循宪法约束的原则。

这种统治适用于被统治者对领袖的崇拜和信赖，需要被统治者的献身精神。不尊重宪法文本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也是中国法治发展中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宪法有权威的国家中，任何特权的行使是被禁止的，任何人只能在宪法统治下生活，特别是公职人员的生活被宪法所控制，不可能享受法外的利益。宪法实施对于宪法权威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不但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要判断宪法在国家生活中是否具有最高的权威，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权威中，宪法效力如何得到体现，如何保持其权威的最高性。在权威系统中，宪法和法律制度处于中心地位。由此，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命题在一般意义上是成立的，但需要根据不同的规范体系和语境，针对不同问题区别对待两种规范形式的效力，比如在宪法监督问题上首先确保宪法的权威，不能只重视法律权威而忽略宪法权威。可以说，建国60多年来，在社会价值的共识上，目前我们遇到的挑战是最深刻的。我国目前存在诸多社会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制度供给不足。

来源：载《财经》2013年第23期。宪法要具有这样的权威，首先要求具有一部民主的宪法，进而要以宪法为根据安排国家生活，形成宪法至上的社会共识。

宪法实施是维护社会共同体价值的基础与过程，宪法实施状况的好坏决定了转型时期能否在根本价值层面上维护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良好发展。为了实现依宪治国的理念，我们需要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需要从完善监督程序入手，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

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为理由，否定、诋毁自己国家宪法文本是对宪法历史无知的表现。由此可见，在现行的宪法与法律框架内，审判机关具有以启动宪法审查的职权形式维护法制统一的义务和权力，这是构成完整的宪法审查程序的重要部分。

宪法本身是抽象的，其内容是相对有限的，只能规定基本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只能保障那些具有基本地位的权利，它需要一些制度的配套。审判权的来源是宪法的授予，任何审判活动不能脱离宪法。只有认真落实宪法，才能真正保证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政治权威、党的权威、个人权威、法律权威、制度权威等不同形式的权威。

我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成本最低、最具可行性的一个方案就是增设具有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并把法工委的法规审查备案室调整为宪法监督委员会下设的工作机构，明确其工作职责与程序。当然，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意味着法官行使法律解释权，也不意味着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直接适用宪法。

但在说理部分，法官可以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直接运用宪法条文。以宪法权威体现党的权威，并不是说宪法是执政的工具，否则宪法就将沦为可有可无的工具而丧失其价值的至上性。

另一方面，这种权威也不能单纯基于其所掌握的权力而产生，领导人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控制，否则这些权力就有可能成为维护其领导地位的工具。要保持政治权威的持续正当性，需要从宪法中不断获取资源，强化合宪性基础，不能通过宪法外的途径追求其利益。

没有共识的共同体是不能持久的，也是不稳固的。这有损制度的权威，也根本上损害了宪法效力的有效性。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个人有多大的魅力，无论其有多高的权威，都不能超越宪法权威。2.党的权威不能超越宪法权威在现代民主国家，执政党是政治权威最主要的代表者，维护执政党的权威要通过宪法权威来实现。

虽然我们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对于如何整合制度的效力、发挥制度的权威，在观念和程序上还存在缺失。其次，实现宪法共识必须加强宪法实施，它是民主社会公共理性的载体，是通过宪法凝聚民心、走向法治大国的根本途径。

习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权威作为一种服从的理由，其类型具有多样化。

人类在治理国家进程中，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通过制宪、修宪等方式将具有一定共识的思想、理念与原则写入宪法，使之成为宪法治理的根据。我国宪法实施状况不理想的原因之一是，有权启动宪法审查的机关疏于或者怠于启动宪法审查程序。